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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从魏晋之后，贵无的观念渐渐淡出，崇有观念渐渐上升。

从魏晋之后，贵无的观念渐渐淡出，崇有观念渐渐上升。

形而上者必须有本有源地、原原本本地出自我们从当下生活中获得的生活感悟。那么，未来形而上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对于本文的篇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宏大的话题，这里只能简单扼要地陈述几点：（1）我们仍然需要某种形而上者，需要用某种一来说明多，康德谓之奠基[26]，中国哲学谓之立极（《尚书·洪范》[27]）。

[⑩] 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学术界》2001年第3期。但这里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不再是西学东渐——由西方来改造中国。[24] 参见黄玉顺：《爱，所以在：儒学与笛卡儿哲学的比较》，见《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但自20世纪以来，这种观念已经在哲学前沿中遭遇了解构。人们常举的一个简单例子：我们不能判定使用筷子进餐和使用刀叉进餐哪一个更文明、更进步。

[⑨]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第459 西洋近代文明与海盗国家 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的国家，哥伦布、马汲伦、都芮克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2）存更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意谓：一是存在——人和草木共同存在的无物情境，因为存是由才（草木之初生）、子（人之初生）组成的（《说文解字》）但这里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不再是西学东渐——由西方来改造中国。

[24] 参见黄玉顺：《爱，所以在：儒学与笛卡儿哲学的比较》，见《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但自20世纪以来，这种观念已经在哲学前沿中遭遇了解构。人们常举的一个简单例子：我们不能判定使用筷子进餐和使用刀叉进餐哪一个更文明、更进步。[⑨]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第459 西洋近代文明与海盗国家 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的国家，哥伦布、马汲伦、都芮克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

（2）存更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意谓：一是存在——人和草木共同存在的无物情境，因为存是由才（草木之初生）、子（人之初生）组成的（《说文解字》）古今中外，大到有志豪杰小到普通民众，舍小我为大我的人和事屡见不鲜，人性并非纯粹自利那么简单的事，由于同感而产生强互惠，也是人性自然而然的一种表现。

墨子曰，兼相爱，交相利。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志以天下为芬。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从这些古文献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基本信仰：上天并没有将人的命运规定死，达者必须自求多福小心翼翼注意自己的德行，才能保有他们的地位。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参见《墨子-鲁问》）由此可见，从墨家的兼爱学说出发，墨子强烈反对科学技术滥用于侵略战争，助纣为虐。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墨子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革新，从而提出天志兼爱的学说，可谓情理之中。墨家志愿者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为了天下，可断指可断腕，可生可死。纵观墨子全书的正文部分，完整使用了兼爱一词的语句，不过10余次，这其中明确提到兼爱主体的，又只有这么几处：《天志下》：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

？《墨子-大取》有言：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墨子认为，这种优胜劣汰的政治竞争，乃取法于天。

墨家兼爱学说正是建立在对人性自利的这种深刻观察之上。出于崇高品德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出于崇高品德的明察才是真正的明察。

据统计，《墨子》引《诗》共 11次10则。然后，墨子也敬畏上天，并且祖述圣王之道，所以志愿于兼爱天下，创立兼爱学说。所以在墨子看来，没有永远先进的官员，政治竞争，既可以举之，也可以下之，这是保证公权力具有富有效率的好办法。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给宗教的定位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只强调宗教的负面影响，拒不承认宗教对人们的规劝教育作用。若干年前的愚者，若干年后未必愚。正如孙中山所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墨子又引古书《吕刑》之言 说：所有诸侯以及百官士民，凡是有德行的人，就可以任用，即使是鳏寡无依的人也都一样也没有关系。（《尚贤上》）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

目的与动机存在于人的内心，有时是很难做出评判的，所以墨家更强调的是结果与效果。《大取》篇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圣人有爱而无利，伣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

《天志下》：何以知（天）兼爱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他们以一种任侠的勇气与商人的冒险精神去维护世界的和平推进社会的进步，除天下之害，推进兼爱、非攻。

墨子讲兼爱，并非空谈爱的浪漫主义，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谋求其交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墨家兼爱学说的可检验性和自我纠错能力都比儒家的仁爱学说更强，在现代社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后世之君子，在同一问题上都说自己祖述圣王之道，但言则相非，行即相反，怎么办？墨子于是主张傅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他们甚至说，天是顺从民意的，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逸文）。

伊尹本是有莘氏的陪嫁私臣，身为厨子，汤得到他，任他为宰相。中国人可能不信鬼神，但中国人的精神潜意识里面，有很少是不信天的。

《耕柱》：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可见，在墨家学说中，兼爱有三个主体：天、圣王，墨子。而遇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墨家则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要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由于注重实利的检验，墨家就从灰色的理论通向了鲜活的社会实践，从而使兼爱学说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从罚暴惩罪的原则出发，墨子在诸家中最早提出罪行法定主义。

虽其一人之盗，苟不智其所在，尽恶其弱（朋）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怀疑某人有罪，而又没有充分证据的时候，则必须作出对此人有利的推论，推定此人无罪。你用镶来推拒人，人也会用镶来推拒你。不过墨子认为，增加社会总体财富的方法，非外取地也，而是要因其国家加用而为。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苍天在上，上有天理，天理不容，无法无天等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法律未必总是正义的，但天志是一种永恒的正义，他存在于每一个的内心，是一种超越法律的最基本的信条（超法律原则）。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做儿子的求索父母而没有所得，不孝的儿子就必定要怨恨他的父母。

墨家学派以这种商人式的思维为人谋、为己度，他们正是洞察人性自利的一面，看到了天下市场巨大的需求与空缺，从而选择以兼为道，修兼爱之身，通过学习而努力成为厚乎德行，博乎道术，辩乎言谈（《尚贤上》）的人，以此成就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希望有益于天下，在兴起天下大利的过程中也得到自己的小利。用观其利，劝兼爱之行，兴兼爱之利。